不食周粟

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。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……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。——司马迁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

大意就是，商朝的孤竹国国君有三个儿子。国君认为三儿子叔齐贤德，遗命立其为继承人。国君死后，叔齐认为伯夷是嫡长子，按例应由伯夷继位，于是推让伯夷继位。而伯夷又认为，父命不可违，就一走了之，免得陷于王位的纠缠中。躲得远远的，彻底清静了。叔齐见伯齐走了，还是不肯继位，也跟着润了。这哥俩倒好，把国家大事当儿戏，一点也没有责任感。按今天的说法，就是“躺平”。可能两人觉得当一国之主太累，不值当。并不是不贪恋权力，而互相谦让。这样，二儿子当仁不让，继位当上国君。

其实，只有二人出逃比较可信。至于二人出逃的动机，当立嫡长子或不违父命很可能是伪饰之说。实际情形很可能是二人在王位争夺中败于兄弟，而被迫逃离或被驱逐出孤竹国。二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，或者为了掩盖王位争夺的内幕以维护兄弟的形象，得到点封口费或者避免受到追杀。

两人后来相聚，结伴生活。到周朝灭亡了商朝，这两人就越发奇葩了。他俩认为，周伐商是以下犯上，是不义之举。决心不事二主，仍然效忠于商朝，不肯效忠于周朝；并且发誓不吃周天下的食物。于是就隐居于首阳山，靠采集野菜而活。跟辟谷差不多了，那肯定营养不良呀，饿得皮包骨头。这且不说，还有野史记载，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遇到一个妇人，可能野菜也是她的食物来源之一，就讥笑俩人说，“你俩号称义不食周粟，但这山上的一草一木也是周家财产呀！”把俩人怼得无言以对。最后，俩人连野菜也不吃了，最终饿死。真应了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。

后世对伯夷叔齐“不食周粟”赞不绝口，褒扬有加。孔子称其为“古之贤人也”，赞其“不食周粟”是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”，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”孟子则称伯夷叔齐为“圣之清者”，等等；历来吟咏伯夷叔齐事迹的诗词更是多如牛毛。

古人推崇“不食周粟”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。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“不食周粟”实则是愚蠢，而“愚蠢则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”。“不食周粟”完全是自我设限和自我禁锢，“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了”呢？

简单来看，伯夷叔齐“不食周粟”无非就是宣扬儒家的“忠”，不事二主。这个且不论了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“忠”是落后的价值观。但“不食周粟”这四个字里还隐藏着一个更落后的价值观，暗植于“忠”内，无声无息地潜入人们的意识中而被接受，而人们对此却毫无觉察。这就是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！鲁迅非常敏锐，这一点看得透彻。在其《故事新编·采薇》一篇中就借小丙君话说道，“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’，难道他们在吃的薇，不是我们圣上的吗！”

伯夷叔齐不偷不抢，自己花钱买的食物，或受他人馈赠，为什么不能食用呢？归根结底，“不食周粟”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概念。老百姓劳动其上的土地、居住的房屋，食物和衣物等劳动所得，一切财物都不归其所有，而归统治者所有。老百姓并不是真正或终极的所有者，老百姓占有财产的所有者随朝代改移而改移，“打江山，坐江山”，商朝统治时归商，周朝统治时归周。

“不食周粟”表明伯夷叔齐承认与认同周取得天下后，天下所有食物都归周朝所有，归周天子所有。商统治时，所有食物都是“商粟”，换成周统治时，所有食物就是“周粟”，这就是“不食周粟”中隐藏的政治价值。当然，地也是周地，屋也是周屋。天下所有的东西都归周朝。既然如此，他俩又不肯背弃商朝，要以“不食周粟”来明志，就只有落得饿死的下场。

“不事二主”和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是伯夷叔齐坚信的二则“天条”。正是伯夷叔齐坚守这二则“天条”不可逾越，把他们逼上了绝路。“不食周粟”绝对不是什么道德高尚，值得提倡之举，而是不可救药的愚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