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解宋朝・王安石【1】皇帝守则

在广州东北三百多里的深山中，藏着大宋朝的国家宝藏。

对大多数宋人来说，这是蛮荒莽林，但对王安石而言，却是自幼熟悉之地。十岁那年，他父亲来此做官，他也跟着待了三年，到老仍念念不忘。

这里藏着很多野生铜矿。夜间路过的话，常常能发现山间高耸的岩壁上散射出金碧的光芒，地上也时不时能捡到掺杂着青色金属的石块。由于很多人来这里偷偷挖矿冶炼，附近常常发生火灾，境内的月华寺百年内烧毁了三次。

此地名为韶州，来这淘金的人，到北宋中期已经不下十万。公元1050年，朝廷终于下令在这里建设专门的铸币机构“永通监”，大规模铸造铜钱。这里的铜产量，巅峰的时候超过全国的95%。

原本北宋一年岁铸的铜钱量基本在100万贯上下，但自从永通监设立之后，这个数值一路上涨，到王安石变法期间，仅该监一年就能铸造铜钱160万贯。

在上篇《卖炭翁》的故事里曾经提到，唐帝国一辈子也没跳出通货紧缩，问题直到宋代才解决。

确实，宋代铸造出了足够多的铜钱。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

永通监设立的那一年，王安石三十岁，已经拥有了不小的名气。他二十一岁中进士，按照老朋友曾巩的说法，“自重，不愿知于人”，很爱惜自己的羽毛，不愿自我吹嘘。即使有机会申请既有前途又清闲的官位，他也并不在意，一心要去地方上实践自己的理念。

他越是不求名利，越是被大家看重。政敌兼朋友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，安石“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”，天下人都认为他只要去中枢做官，太平盛世就将来到。

历史书上通常讲王安石的变法，终极目的是富国强兵，但这其实是大大的误会，实在把他看得小了。

他在三十八岁时给仁宗皇帝写了一份《万言书》，讲他自己的改革主张。全篇基本没提到强兵，提理财的也很少，按篇幅算只有2.5%。剩下的部分全部是在讲求“先王之政”。

在王安石看来，宋代的内忧外患，根子上是由于不行先王之政。而之所以如此，症结在于没有通晓先王之意的人才。所以为政之道，首先是要教育这样的人才，培养他们的品德，然后把其中优秀的人选出来加以任用。

用现在的观点看，王安石其实是想推行一套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。

汉唐的儒生讲究“寻章摘句”，注重钻研字词的含义、礼法的细节。但是王安石认为这个方向完全错了。完全的复古没有前途，真正的改革要追寻先王的政治精神，而非沉迷于文字的细节。

要追寻先王的政治精神，就得先讲明白这个精神是什么。王安石写了很多书来讲这个，其中保留最完整、也最有代表性的，是一篇《洪范传》。

《洪范》是儒家经典《尚书》中的一篇，字面意思是“大法”。这篇文章里讲了九种治国的根本大法，也即儒生们津津乐道的“洪范九畴”。王安石对这九种大法的解释有详有略，其中展开最详的是第五种大法——“皇极”——也就是君王之道，相关内容占据了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。

尽管身为臣子，但王安石对于应该怎么做皇帝却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。比如他认为皇帝不能从众：

“苟曰好德，则虽茕独，必进宠之而不虐；苟曰不好德，则虽高明，必罪废之而不畏也。……虐茕独而宽朋党之多，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贱，最人君之大戒也。”

皇帝也不能只喊口号，而得让老百姓先富起来，然后再教化他们：

“凡正人之道，既富之然后善。……为政于天下者，在乎富之、善之。……徒教化不能使人善。”

他甚至认为，皇帝的合法性并不是绝对的：

“君能顺天而效之，则民亦顺君而效之也。……及至后世，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，而欲人之弗叛也，不亦难乎？”

王安石在这里提及了“天”（天道），而这完全违背了儒家的传统。在儒学初创的时代，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”，人与世界的本质这类话题，孔子是绝口不提的。

而王安石不仅要提，而且提得很激进。他认为人不仅可以认识天道，而且可以主导天道。只要志意精诚，就能“道万物而无所由，命万物而无所听”（超脱规律去引导万物、超脱命运而安排万物）。

“Yes, we can.”是很有蛊惑力的。对于经济发达、书籍和知识前所未有普及的北宋来说，王安石的高远理想比之前的任何学说都更能吸引人。陆游的爷爷陆佃曾经回顾早年邂逅王安石学说的情景：

“淮之南，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，予独疑焉。及得荆公《淮南杂说》与其《洪范传》，心独谓然。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。”

王安石根本不用现身说法，只靠区区两篇文章，就让他彻底折服。

这种自信心的集体膨胀，在历史上常常出现。只要经济社会一旦有相当持续、快速的发展，大众传媒又加以推波助澜，结果就很难避免。19世纪的欧洲、11世纪的北宋，都是如此。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既然已经主宰了那么多，那就能主宰更多，甚至主宰一切。

就如19世纪的进步主义最后会遭遇两次世界大战，11世纪的北宋新儒学也将撞上历史的南墙。

▲ 故宫南薰殿旧藏《历代圣贤名人像册》之王安石像